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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港澳委员向均羚献智渝港合作发展：优势独特 蕴含机遇******
中新网重庆1月16日电 (郭虹 刘心羽)“香港和重庆一直是发展的好伙伴。我愿积极推动港渝两地经贸交流活动，与3400万重庆人民一道拥抱新时代、迈步新征程、共建新重庆。”此间举行的重庆两会上，重庆市政协港澳委员、重庆市港澳顾问、香港重庆总会副会长向均羚15日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对港渝多领域合作充满期待。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向均羚对重庆却情有独钟：“重庆是山清水秀美丽之城，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它有一种高科技和古文化相结合的感觉，在文旅、城市形象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她认为，重庆拥有与香港不一样的厚重历史感，而香港在对外交流、国际贸易等方面拥有更多优势，港渝之间拥有互利互动的巨大商机。
此次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未来5年将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大力发展金融、物流、会展、商贸、文旅等产业，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加快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内陆现代服务业发展先行区，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和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图为重庆市政协港澳委员向均羚在重庆留影。 受访者供图深耕影视文化行业的向均羚认为，重庆城市山水相依、渊远厚重的巴蜀文化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有利条件。“拉动消费不仅是购买力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获得的品质感，让其感受到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她建言重庆可以考虑与香港互动合作举办大型旅游节、汇演、巡游等活动，“常年举办刺激消费的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士来到重庆”。
“香港是重庆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也是重庆走向世界的最佳平台，可以把更多的重庆‘风味’、重庆成就、重庆故事通过香港向世界传播。”向均羚说。
开展港澳合作，离不开港澳人才的智力支撑。向均羚认为“重庆市对港澳人才的吸引力数之不尽”，并对港澳人才引进来、留下来、开展科研、离休生活都提出思考。“我港澳的朋友只要来过重庆的，就不会只来一次。这就是重庆市的吸引力。”向均羚说，“重庆城市现代化做得好，重庆人文明有礼，航空及高铁使港澳往来便利。要吸引顶尖人才到重庆工作，就要让他们愿意举家搬到重庆居住。”她建议重庆建设完善达到国际化标准的高端学校、医院、养老院及游乐园、主题公园、生态旅游等配套，举办国际级竞技活动，“要让来的人才感觉重庆是他的家”。
作为香港林伟展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及高级合伙人，向均羚建议重庆可适时引进香港法律界人士协助建设完善法治环境，港澳法律界人士可以在重庆提供法律服务，协助有法律争议的外商在重庆进行仲裁。她还建议重庆与香港未来可以加强开拓科研事务合作，在科研生产力转化、招揽科研人才等方面互利互动。
向均羚告诉记者，近年香港在高端医学及其他科创事项上屡获殊荣，香港特区政府在科技园建设上赋予了大量资源支持。“只要你的业务及公司规模符合进驻科技园的资格，香港政府只收取低廉租金。对重庆有志在香港从事科技产业的公司应该有很大吸引力。”(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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